《周处除三害》勇夺金像奖，今年大热电影主创都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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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8月，全国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累计955亿元，同比下滑58.2%。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
四是变革治理，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推进城市管理方式的变革，建立高效协调的城市治理机制，用智慧城市医治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辜胜阻强调，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是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治理的新模式。调查显示，2000-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69.8%、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土地的非农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红利的城市发展模式给城市可持续发展留下后遗症。如果加上税费，一些地方地价和税费占到房价的五到七成，地价成为过高房价的主要推手。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80%以上是非家庭式迁移，量大面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然而，与土地要素的利用模式一样，我国城镇化对待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依旧采取大规模简单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财经》：法治、民主和宪政之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
一些国有企业和个别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非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
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在这方面，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亟须加以解决。
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
第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不但负责处理经济性垄断案件，还应负责处理行政性垄断案件。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用实质性审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种种弊端。
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大量事实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
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
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然而，它们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
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因此，应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负起责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正像有的学者所说，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公害。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
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法治(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吴敬琏：这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用行政命令的个案干预取代合规性监管，这也为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门。
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
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现象和《反垄断法》为何对此无能为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制止这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积极建议。这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话题。
和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现行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至今仍然保留着国家辛迪加的许多遗迹。《财经》：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目标，争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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